携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俘获的超强人气，霍夫曼的“大黄鸭”日前在万众瞩目中来到北京。我们知道，“大黄鸭”是荷兰艺术家霍夫曼根据西方文化经验、生活积累而设计的，意图表达对童年快乐美好的回忆，这种情感旨趣诉求，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在香港，“大黄鸭”曾成为一个时尚文化事件。而此后，山寨版“大黄鸭”便在中国内地四处开花，从天津、哈尔滨到武汉、杭州，从南到北，可谓无鸭不欢。如今，正牌大黄鸭游弋在北京园博湖中，但同时，北京另一家公园里却“悚然”出现穿绿马甲的大黄鸭，后面还跟着七个蛋。无论是对正版大黄鸭的狂热跟风，还是拙劣的模仿，“大黄鸭”遨游四方，却真实地折射了中国文化创意匮乏的现实。

近日，在京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黄皮书发布会传来消息：美国、日本、德国位列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国家创新竞争力前三名，中国排名第八，在亚洲地区排第三位，落后于日本和韩国。

创新竞争力，包括多方面。若从文化创新角度看，美国的文化创新竞争力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有着强势的影响，比如好莱坞大片、迪士尼等大众娱乐文化项目的广泛传播，这说明美国消费文化输出的成功，不只商业文化的取向十分明显，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渗透力也很强大。韩国很早便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目前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其创新竞争力可见一斑。

而时下，我国的文化艺术产品，比如较多的电影、电视、小说等，存在着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而这几年来，我们也在不断批评和抨击文化艺术中“山寨文化”横行，技术性和“流水制造”盛行，雷同复制泛滥的现象。山寨版“大黄鸭”横行，是我们这种文化创新创造能力匮乏的写照。

我们文化创造力匮乏问题出在哪里？如今，在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中，我们的态度往往是娱乐的、功利化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这种文化态度或艺术态度，决定了我们对待文化艺术活动缺少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缺少对文化艺术理想的追求，缺乏对文化艺术的敬畏，违背和悖逆文化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本质，结果把文化艺术创作活动当成了一种手段、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娱乐和消遣；不是把文化艺术活动的道德力量和内在价值作为一种思想的、审美的原则和标准，而是把欲望刺激、吸引眼球、商业功利作为“王道”，使得那些探索人性本质、回归心灵、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艺术作品少之又少，相反那些跟风的、雷同的、消费化的、快餐式的，甚至恶搞、低俗的东西，却是大行其道，流行泛滥。

我们在文化艺术生产的活动中，具有了市场意识和商业意识，在进行文化艺术活动时开始考虑投入和产出，考虑市场的因素、商业的因素，应该说，这是我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化艺术的活动规律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促使我们在文化艺术活动过程中，不能“唯艺术论”，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生活，不能一味闭门造车、封闭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必须研究文化艺术活动的接受对象，研究市场，研究商业运作规律。但是，这种文化艺术与市场、与商业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处理好、把握好，而是把它们本末倒置，出现了文化艺术和市场关系的失衡。在文化艺术生产中，商业和资本的因素取代了审美的原则、思想的原则，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商业利润，而那些快速发展、无限膨大的“流水制造”、“复制”的文化工业，往往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这样难以避免地扼杀了文化艺术活动的创造力、创新精神。

文化可以立国，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复制、仿造的“文化艺术”，是难当此重任的。必须看到，文化艺术作品复制之风，已成为文化之痼疾。鼓励创新、鼓励推出新作品，首先要贯彻“双百方针”，这是从文化政策上，为文化艺术的创新提供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是巨大的外部推力。但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培养和提高文化艺术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坚守理想和信仰，重视文化艺术的精神性和创造性，对文化艺术活动抱着敬畏心，尊重和理解文化艺术生产的本质规律，把握好文化艺术和市场的双赢关系，如此，我们民族焕发出蓬勃奔涌的创造力，时代的文化艺术的整体创意水准得到提高，这样的文化愿景和精神目标，才会实现。（2013-09-18 作者：许民彤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