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的“死亡”核销

死亡制造

当衡水市纪委、检察院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崔朋才知道自己曾经“被死亡”了，作为深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在自己辖区内，被自己的下属盖章证明死亡，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荒唐的事，然而崔朋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生气，他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这也无所谓了”。

崔朋“被死亡”的原因是他在信用社挂着的3.2万元贷款，与他一起“中枪”的还有深州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魏志春，他名下的贷款金额是41万元。此前，他们并不清楚死亡证明怎么开的、贷款怎么核销的，但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却注定让他们成了整个事件的焦点。

制造两人死亡的是深州市兵曹乡信用社主任王炯和兵曹乡派出所所长张然。

兵曹乡距离深州市区也就5公里，沿着深州市政府门前的主干道长江西路一路向西，到西外环路向北，路两边是绵延几公里的大片果园，路边随处可见“深州蜜桃”的商贩。在外环西路的东侧，兵曹乡信用社大门紧锁，营业厅也关着门，自助设备的门口贴着暂停营业的告示。沿着信用社斜对面的一条小路向西，几百米处就是兵曹乡政府，政府对面是兵曹乡派出所。

王炯与张然都是四十出头的年纪，两人的关系也都不错。由于深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正在准备改制组建商业银行，这种信用社到银行的规格提升自然是从上到下都要全力以赴的事情，但兵曹乡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于要求的3%的标准。为了降低指标，王炯想到了核销贷款的老招式，而核销贷款中最简便、最易于获得审批的就是贷款人消失了。于是，王炯安排其单位人员对所有贷款人员进行筛选，伪造了包括魏志春、崔朋在内30人的虚假死亡证明。他告诉张然，这是信用社的内部操作，属于信用社的商业机密，外界不会知道，信用社还可以支持派出所4000元费用。张然似乎也并没有顾虑太多，于2011年冬季和2012年6月，分两次在这些证明上盖了兵曹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这个章使得这些虚假材料获得了国家法律的认可。王炯将这些虚假死亡证明用作上报核销其信用社不良贷款的材料，成功将101万余元的贷款作为呆账核销掉了。

衡水市中院将这个案件交给了距离深州市90多公里之外的景县法院审理，闫希臣刚接到这个案子时非常关注，作为景县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对这类涉及公职人员犯罪的案子本就有着特别的关注，“被死亡”、“核销贷款”又让这个案子显得挺复杂。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严格说，要宣告死亡、失踪，关系人必须向法院申请，在符合一定条件后由法院宣判，派出所的行为显然超越了他们的职权范围。而核销贷款中是否存在经济利益的损失和腐败也是他当时重视的问题。

然而当闫希臣进一步了解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热闹但不复杂”的案子。核销贷款就是银行在确定不良贷款已无法收回时，从利润中予以注销。所谓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信用社核销贷款采取“账销案存”的原则，贷款核销后，在银行系统表内转入表外核算，账面上注销，但实质上的债权关系依然存在，虽然贷款人“被死亡”，但这是信用社系统的商业机密，并不意味着给集体利益造成了损失。从这个角度，两家信用社的主任核销掉近240万贷款的行为只是商业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相反，两个派出所所长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擅自在虚假材料上盖章，已经构成了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罪。

法院最终做出的裁决是：判处涉案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各7个月，其中两名信用社主任分别被判处缓期一年执行。

无奈的贷款

深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主任梁风信说：“每一年做不良贷款下降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量大，人员少，对下面信用社监管存在困难。联社审批时很难发现乡镇信用社提交的一些手续是不合规的。乡镇信用社存在制度意识和合规意识欠缺、操作手续不严谨的问题。”

由于4名被告的认罪，案件的审理和宣判都显得异常顺利。说起来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小案件，但在本刊记者走访深州市宣传部、纪委、党委办、财政局等部门的过程中，所有相关人员又都显得讳莫如深。本刊记者随机调查的市民也依旧存着疑惑：这些贷款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死亡失踪来核销掉？

张卷是唐奉镇信用社主任，由于伪造了38份借款人和保证人的死亡、失踪证明，成了这次案件的被告之一。10月18日宣判后取保回来已经挺晚了，他第二天洗了个澡、理了发就回位于唐奉镇的农村老家了，半年来，家里快70岁的父母一直都在着急。

虽然丈夫已经回来了，但翟玉玲心里依旧不能安稳，他担心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会因为这次事件受到影响。

翟玉玲一直在农村老家，与公婆一起经营着自己家的苹果树和梨树，几年前进城时刚把这些树承包给了别人。她从来没跟法律打过交道，做梦都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张卷1971年出生，与妻子同村，20岁时接爷爷的班进了信用社系统。2007年，他升任唐奉镇信用社主任。在妻子印象里，张卷是一个认真、爱操心的人，更是一个大忙人。农村信用社不像银行那么规范，虽然也有每月8天的休息，但未必能按部就班地安排，家里的事情，翟玉玲都觉得小小不言，从来也没指望过丈夫。这些年，虽然丈夫什么也没给她讲过，但她都能明显感觉到他面对的压力，有时候，丈夫也会向她抱怨一趟趟催款不还的烦躁。

魏志春、崔朋名下的贷款分别发生在1997年3月和1998年1月，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兵曹乡政府乡长和常务副乡长。由于乡财政状况不好，兵曹乡教师工资被拖欠，有的甚至拖欠了长达10个月，一些教师已经开始停课，上面拨不下款来，但责任还是往下压，要求各乡镇积极想办法。乡里又没钱，为了尽快平息这个事态，只能向信用社借款，但按信用社的制度，政府是不能作为贷款主体的，于是贷款被记在了乡干部个人名下。

兵曹乡现任乡长李继达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贷款这回事，“如果不出这个案子就不了解这个事情”。按照正常推测，信用社似乎并没有积极催讨这些贷款。对此，一位信用社的退休人员解释说，虽然这些贷款直接入了乡财政的账，但信用社登记的贷款主体是个人，从一开始这些贷款就成了一笔无头债，甚至可以说，这些贷款原本就没有人打算还过。

这类久拖不决的贷款就一直挂在信用社账上，后任的乡镇干部肯定不会拿出自己有限的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信用社主任也不可能去向领导追讨原本用于政府开支的个人名下贷款，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趁着改制核销这些贷款，而证明没有还款能力的最佳抉择就是贷款人死亡或者失踪，信用社的无奈也就演化出了“被死亡”的最终定局。

政府金融的尴尬

“说白了，这都是政府金融不分家留下的毛病，这次的问题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信用社退休人员介绍说，信用社的经营一直算得上举步维艰，一开始是政府管理，资金主要是用于地方经济发展，用于支农工作，是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导致农信社很多业务都是赔钱的，而且维持那么大规模的基层网点，自身消耗大。

农信社不良贷款一直是惊人的，之所以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原因是多方面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上项目热”和“开发区热”时，农村信用社受地方行政干预，为了配合“大局”而发放贷款。再有，企业恶意逃废、悬空信用社贷款，以及经营不善等。不仅如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曾规定要对居民储蓄存款实行保值补贴，但贷款利率却没有相应提高。“国家出政策、金融机构买单”的结果，就是保值补贴成了农村信用社的沉重包袱。

历史原因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严重制约了信用社的经营，在银行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信用社也是急于脱困。“核销贷款是一个金融企业自身的合法合理行为，难道这有错么？不核销贷款，难道我们的资产质量就那么一直不良着？”有关人士这样质疑。